那张桌子上一共有三个人，其中两个是六七十岁的智障老人，一人要了一个儿童套餐，因为会免费赠送一个小玩具。两人在吃饭的过程中都紧紧地把玩具抓在手里，其中一个更是喜欢的把玩具放在嘴边亲了又亲，表情和神态嫣然是三、四岁的小孩子。另一个是正常的中年男人，四十岁上下的样子，他和他们一起吃完饭，又带他们去了厕所，然后开车离去。从他们的身材和长相上来看，他们并不是一家人。LG说那个中年人可能是在做义工，周末时间到残障托管中心去把没有家属探视的病人带出来，吃个饭，或者玩一玩，然后再送他们回去。
在这里的购物中心，或是图书馆，经常可以看到智障人士。他们大多很安静、有礼貌，全然不是我以前脑海里的印象。政府有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培训，让他们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女儿上幼儿园之前，每个星期我都带她到图书馆去参加“story time”，主要是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讲故事、一起唱歌、做手工，是为上幼儿园作准备的。每次开始之前，工作人员都要向小朋友和家长们介绍她的助手，一个智障的女孩子。打过招呼之后，她会安静的做在旁边。到了做手工的时候，她负责把装好彩纸和胶水的纸袋子发给孩子们。做完手工之后，孩子们再把空的纸袋子还给她。孩子们的心里没有歧视，那个智障的女孩也很高兴有这么多小孩子跟她打招呼。
以前上班的公司里有一个同事，有时也会在周末做义工，他喜欢到监狱里去和犯人聊天。有些犯人来自破碎的家庭、没有家人或者家人早就对他们置之不理了。长时间没有人探视，他们有可能会患上各种心里疾病。要做义工的人就可以提前去监狱登记，标明某天的什么时间可以来和犯人聊天。我的那个同事说，每次都可以碰到各种不同的人，听到他们的故事，大多是很悲惨的故事。每次去做义工，自己的心里都有所得，感激自己每天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，这也是我们的幸运。
还有一件小事，也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五年前，我在悉尼过的第一个冬天，那天的风很大。我刚刚下班，从办公楼出来往火车站走的路上，经过一个公共汽车站牌。这时候一阵大风吹过来，把竖在路边的一块广告牌子吹倒了，正好砸在站在旁边等车的一个人的身上。一时之间，周围的人全都向那个人跑去。几个人帮忙掀开广告牌，有人拿出电话叫救护车，有人在大声问，“谁有First Aid的证书”（一种紧急抢救的资格证，这里有很多人自费去学，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），有几个人在照看受伤的人，有一个小伙子飞快的跑到旁边的小商店去要纸巾，没有人在袖手旁观。我就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愣在那里，不知道应该干什么。
提到人权，近年来对这个词已经很熟悉了。记得在威海的外企上班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热血愤青。经常和公司里的老外激烈的讨论关于他们对中国的人权、自由的看法。我说，“大部分西方人都没有来过中国，在家看看电视就开始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；而我从小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，我没有觉得自己没有人权、没有自由。”他说，“那时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是真正的自由。”（几年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移民的时候，他说，“我见过的最爱国的一个中国人被我煽动得要移民了，江泽民知道了一定恨死我了。”）
一般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责最多的，不外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、户籍制度和言论自由。但是在我看来，人权是被人以平等的人的尊严对待的权利；是在遇到意外的时候可以期待路人援手相助的权利，是在公司老板、警察、市容、政府办事人员面前不必低声下气的权利；是在医院里看病的时候不被护士小姐呼来呵去的权利；是在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，不用存包的权利……
在这里见到了西方的人权与自由，虽然这里并非天堂，但是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。随着经济基础的日趋雄厚，指不定下次回国的时候发现，我所担心的这些小事早就不存在了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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